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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屹副主任、秘书长接受威科仲裁博客(Kluwer Arbitration Blog)采访

编者按:应国际知名仲裁法律媒体威科仲裁博客(Kluwer Arbitration Blog,“KAB”)邀请,我会副主任、秘书长马屹博士近期就中国仲裁的发展和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实践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马屹副主任、秘书长就上海国际仲裁实践发展创新、新冠疫情下互联网技术在仲裁中的应用前景、中国仲裁员审理国际案件的经验、中国仲裁法的修改、国际仲裁的中国化等国际仲裁界关心的问题,分享了他的思考与见解。2020年9月13日,KAB网站全英文刊登了马屹副主任、秘书长的采访(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本文现将该篇采访的中文译稿予以分享,以飨读者。

您是否能谈一谈您眼中的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非常感谢威科法律博客给我机会向国际仲裁界人士介绍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下称“SHIAC”)。SHIAC是1988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并经司法登记的仲裁机构。当时上海市政府为改善投资及经贸环境,有效解决外商争议,决定仿照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由商会组织组建的模式,责成中国贸促会上海分会筹建设立了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前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并于2013年正式更名。


在我看来,坚持走国际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是SHIAC最大的特色。2014年,SHIAC发布中国首部自贸区仲裁规则并与国际航协共同设立了全球首家航空仲裁院;2015年,SHIAC设立了金砖国家争议解决中心、中非联合仲裁上海中心;2016年,SHIAC裁决在美国得到执行的案例被收录于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当年的《商事仲裁年报》;2019年,SHIAC设立了“上海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是国内首个功能类似于麦士威尔议事厅的综合性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平台。经过30年的发展,SHIAC案件的当事人已经遍及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仲裁裁决已经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和执行。


事实上,SHIAC的国际化发展也得到了仲裁界的普遍认可。2016年3月,SHIAC获评第6届《环球仲裁评论》(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 “年度最受关注仲裁机构大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内地仲裁机构,并提名“年度仲裁创新大奖”;2018年,SHIAC成为首批入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争议“一站式”机制的仲裁机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爆发了几个月了,受疫情影响,中国司法部发布了关于鼓励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是否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新冠疫情确实对全球法律服务业产生了巨大冲击,我认为在这样的困难时期,的确需要技术来协助解决纠纷。SHIAC在4月举办了一次关于如何运用科技手段解决疫情冲击的研讨会,在会上我也介绍了SHIAC一些做法,比如在一些案件中运用视频技术来完成仲裁庭的庭前和庭后的合议、允许当事人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仲裁申请和转递文件、允许专家证人和鉴定人通过视频的方式陈述意见,我们还在疫情期间完成了多起案件的网上庭审和网上调解。未来,我们会继续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来辅助案件管理和仲裁庭审,开发电子签名、电子证据存证等功能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指引,抓住这次“危中之机”,满足商事主体高效便利解决纠纷的需求。

我们从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的网页上了解到,大概有60%的仲裁员是来自中国境内的。那么当面对中国仲裁员时,您是否能给代理人一些相关建议,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呈现案件?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问题的反面,即SHIAC有40%的仲裁员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和外国,过去5年平均每年有25人次的境外和外籍仲裁员参与SHIAC的案件审理,而且SHIAC每年有15%的案件是涉外案件或国际案件,而85%的国内案件中又有超过80%的案件一方或双方是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即使是中国仲裁员审理的案件,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件就是“中国”的或“本土”的、或者是与国际仲裁完全不一样的。


从我的经验来看,对于当事人和代理人而言,无论面对来自哪国的仲裁员,赢得他们的信任是最关键的,这涉及对商业交易的了解、对法律技巧的熟悉、优秀的文件制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法律文化的感知和融合。在这点上,我认为对世界各国的仲裁员而言是共通的,这也是仲裁国际化的表现。如果一定要说一些面对中国仲裁员的建议,中国仲裁员其实是严谨而务实的,他们一方面看重成文法规范和书面证据,另一方面也并不会忽视寻求真正有效化解纠纷办法的可能。所以若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当事人和其代理人也许需要对这种争议解决文化有所了解和认识。

您是否看好仲裁模式在中国境内继续推广的态势?在您看来,有什么措施是可以帮助促进这种增长态势的?比如,你认为国内的仲裁法是否需要一些变革?

从数据来看,中国仲裁的案件数量、争议金额和从业人员规模方面,在过去5年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SHIAC为例,过去5年我们的案件每年以40%的比例增长。2019年,SHIAC新受理1,520件仲裁案件,争议金额总计人民币309.45亿元,个案平均争议金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受案数量和争议金额均创历史新高。究其原因,是商事仲裁已经被纳入中国构建多元争议解决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并且已经成为中国面向国际打造法治营商环境、吸引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配套措施。因此,我非常看好中国仲裁未来的发展前景。


但国际仲裁的竞争力并不是单纯地“以量取胜”,如果要推动中国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5年前SHIAC举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学者们将国际仲裁中心的要素归纳为7个方面,即完善的仲裁法律制度、谙熟仲裁制度的法官群体、优秀的仲裁机构、强大的仲裁从业者队伍、成熟的仲裁员培训体系、友好的仲裁城市环境及地理区位优势,因此,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法院、仲裁从业者共同配合;而这背后的核心推动力,还是要尊重商事仲裁区别于诉讼的制度设计和文化理念,这也是保持仲裁持久生命力的所在。


当然,中国仲裁法的修改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但中国仲裁法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样不能忽视。事实上,中国现行仲裁法仍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实用性,它允许仲裁机构通过制定仲裁规则来推动仲裁的创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SHIAC自贸区仲裁规则中的名册外仲裁员、调解员调解、友好仲裁、小额程序、案件合并和第三人加入等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

您曾经谈过“国际仲裁的中国化”这个问题,您认为这个趋势中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趋势中的关键要素是中国仲裁机构的实践。大家知道,中国仲裁机构每年要处理案件的数量是远超过国际仲裁机构的,这也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相比国际同行,拥有更多可以用来修改仲裁规则、改善案件管理实践的参考样本。也就是说,“国际仲裁的中国化”,就是让中国仲裁机构通过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让自身的案件管理实践和争议解决文化更多地为国际仲裁界所接受。


我也高兴地看到,在中国仲裁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些制度,比如指定案件管理秘书、仲裁机构作出管辖权决定、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裁决书核阅等,也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外国律师和仲裁员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仲裁裁决是一裁终局且具有约束力的。那您对于“选择性复审”机制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理解“选择性复审”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给予当事人在对仲裁裁决所涉及的实体结论不满时的一种救济途径,就此,目前国际上的做法可分为司法上诉机制和仲裁内部复审机制,就后者而言,我注意到美国仲裁协会(AAA)、西班牙仲裁院(SCA)、巴黎国际仲裁院(IACP)、谷物和饲料贸易协会(GAFTA)、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FOSFA)等国际仲裁机构都有类似的规定。但仲裁制度的价值正是由于其与诉讼是不同的,如果脱离仲裁的常识、初心或规律,让仲裁越来越像诉讼,反过来被蚕食的可能是仲裁的魅力甚至是生命。


当然,我个人并不否认这种复审机制可能确实可以发现一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不过即使纯粹从技术角度上看,如果作出复裁裁决的本质上只是另一批仲裁员而已,如何能保证他们的认定意见就一定比原先的仲裁员更准确呢?如果当事人仍然对复裁结果不满意,是否还需要对复审裁决再设置“复审”机制呢?是否可以允许当事人自行撤销复审裁决而恢复原裁决呢?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在机构仲裁的语境下,仲裁机构如果做好仲裁员的选聘、培训和指定工作、适当提高仲裁程序“透明度”,做好仲裁裁决的核稿工作,是可以保障“一裁终局”的效率和质量的。

在最后让我们换个轻松些的问题。你是否能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些关于中国仲裁的有趣故事呢?

我可以和各位读者分享SHIAC参与支持在上海举办的第19IBA“国际仲裁日大会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国际仲裁日会议是国际律师协会仲裁专业委员会的年度全球专业会议之一,深得全球仲裁领域的优秀从业人员、仲裁员以及法学专家的高度关注与踊跃参与。但直到2016年之前,国际仲裁日大会还没有在中国举办过。

 

2015年,国际律协致函SHIAC,希望在中国上海举行第19国际仲裁日大会,是国际律师协会第一次将国际仲裁日大会选在中国内地举行,因为他们认为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仲裁服务市场潜力巨大,仲裁机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为了确保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了能吸引该管辖区内更多的代表团参与进来,IBA选择SHIAC作为首家中国境内的会议支持机构。在会议筹办过程中,SHIAC作为会议支持机构,做了大量协调、宣传、推广、会务工作,确保了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界、仲裁界的500多名人士成功出席会议。这个故事反映出中国仲裁机构的独特魅力:他们不仅是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而且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仲裁事业合作伙伴。在那次大会之后,包括时任IBA主席戴维·瑞弗金先生在内的许多与会律师,都主动向我们表达了成为SHIAC仲裁员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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