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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民: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条件和意义


编者按:在11月6日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暨上海仲裁周开幕式上,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仲裁员周汉民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条件和意义”的主旨演讲。周汉民教授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国国际仲裁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中国国际仲裁的发展形势,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国际仲裁发展的三个条件和三点重要意义。经周汉民教授授权,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现全文发布该演讲,以飨读者。



各位嘉宾,女士们,女生们,第二届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暨上海仲裁周开幕,我等参与其中,与有荣焉。1984 年承蒙我的恩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裘劭恒教授的推荐,我得以前往北京,在中国贸促会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拜唐厚志先生为师。一转眼 36 年了,这36年我始终以一个国际仲裁界一员的身份,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实践中 有些心得和体会与各位分享。我的题目是“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条件和意义”,谨分享 三个条件和三个意义的相关观点和认识。


一、三个条件

1984 年,我刚接触国际仲裁,今天这三个主办组织在上海都还没有,这丝毫没有不敬之意,而是说明中国的国际仲裁事业是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艰难的跋涉。那什么是我们的发展条件?


第一个条件,中国伟大的改革和开放为中国国际仲裁的发轫和发展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这42年的改革开放,于中国而言是第二次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领域如此,社会领域如此,国际仲裁领域同样如此。其中有两个节点,非常值得谈起:


一是1993年,国家通过修改宪法方式确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离中国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议中原始缔约国席位已经7年。我引用中国入世复关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之一龙永图先生的话来说,这7年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我们终于可以在1992年党的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的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发言,郑重宣布,“我们也施行市场经济了,我们施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还必须要记得的第二件事发生在2001 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5个月艰辛谈判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了入世,这15年零5个月,中国法制历经废除一些、修改一些、保留一些、创设一些的废、改、留、立的历史进程。从中央到地方,法律和法律性文件修改高达1500部。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铺成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第二个条件,依法治国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伟大实践。


我们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是1999年,我们国家提出全面 依法治国是2014 年,这两个历史阶段接续前行,表明我们对依法治国的重要认识、极为重视和着力推进。有这么几部法非常值得谈到,因为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是法律人、法学人:


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法律 谈及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1990年《中国经济合同法》,再次谈到相关仲裁条款该 如何认定;1982年国家《民诉法》(试行)及其后的《民诉法》都对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效力做出明确规定;1986年极为重要,1986年应当浓墨重彩载入中国法治史。那一年我们国家加入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即《纽约公约》。就在同一年7月11日,中国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创始缔约国席位的申请,这两件事是巧合吗?不是巧合。这是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的转折点。融入世界这个词如何解释?我以为就是向国际规则靠拢,向国际惯例借鉴。靠拢和借鉴是艰难、艰深、艰巨、艰苦的万里长征,因为时至今日,在国际商事领域,还没有一个规定是按照我们的倡议制定的。因而靠近他、接纳他、 融合他,就是有朝一日,我们参与对他的修改或创制。中国人要有这样的志气,且时不我待。


八年之后的1994年,中国终于有了一部仲裁法。我还能够想起几张法律前辈的脸庞,他们在讨论中国仲裁法时的激情、豪迈、字斟句酌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里面有唐厚 志先生、谢怀栻先生、冯大同先生,今天这些先生都已经作古了。如果他们今天能够听到我们在此地议论中国国际仲裁的一路前行,继续奋斗,我相信他们是会感到十分宽慰的。所以,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国际仲裁事业的理论探讨和充分实践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中国合作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民诉法》(试行),和其后的《民诉法》的重要贡献,我还应当提到 1986年那一部《民法通则》的颁布。我特别再次强调 1986年加入《纽约公约》和1994 中国制定首部《仲裁法》的伟大意义,我以为这是中国国际仲裁一路前行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于中国而言那就是改革无穷尽,开放无止尽,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这不仅要反复说,更要紧的是必须不断做。所以第三个条件就是永无止尽的改革和开放。


我必须提一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发生的事件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关系十分紧密,那就是2013年。那一年,由美国推动的TPP谈判行将成功。TPP 谈判不是美国发动的,TPP谈判始于2005年,是四个中小国家发动的: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智利。美国参与其中是2008 年,全力推动是2009年,最终签署是2015 年,决定生效是2017年6月30日。由于特朗普在2017年的1月21日入主白宫,他所做的第一项行政命令就是美国退出TPP。但是各位,不要认为 TPP已经寿终正寝了,11个国家签署的CPTPP正式生效两年了,中国政府首次于今年5月向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就是对此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我们先把 CPTPP 摁下不表,还是回到 TPP 来,TPP 是 美国在太平洋两岸的布局,在大西洋呢?大西洋两岸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谈判 TTIP 也行将成功,是 1+28。第三个谈判,始于一个关键日期,2013年9月30日, 上海自贸区破土而出的第二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发动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简称 TISA。这三个谈判有一个共同导向,就是中国都不在谈判之中。中国政府非常郑重地向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TISA谈判发出我们加入谈判的要求。美国无理提出“中国要加入TISA 谈判,必须符合五大条件”。


因而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该向何处去?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毅然决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是我们“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336项任务,其中核心一项就是要建设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最终确定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在6300平方公里的上海只占28.78平方公里,14 个月以后得到扩区,成为 120.72平方公里。我们将上海改革开放的所有好牌全部押入自贸区,就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国际商事仲裁努力有了新的动力,就是要全力以赴,推动中国国际仲裁实践的更大发展。其最新成果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上海设立了仲裁和调解中心。历经七年之努力,终于看到全世界第一个国际组织在上海在中国设立第一个仲裁和调解中心。所以我说,成就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更大发展的第三个条件,必然是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



二、三个意义

下面探讨三大意义。第一个意义,提高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化水平就是提 高我们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这个词对各位太不陌生了,这是最近三年中国 政治语汇的热词,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有年度报告。全世界 190到193个经济体在该年度报告中有明确排名。2018 年的报告,我们在190个经济体中占第 78 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营商环境的发展,大家充分认识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应该有更大的提升。


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2019年,只用了一年功夫,我国营商环境从第78位提高到46位。再过一年,也就是2020年,在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我们前进到了第31位。当然中国的营商环境还需要继续努力,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营商环境,而只有更好的营商环境。


昨天,我在市政协与俄罗斯公民院副主席和他的同事们进行视频对话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交流的主题是如何众志成城抗疫情,如何千方百计促发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我个人以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继续往前推进,而且越做越好,就是对营商环境改善最重要的助力之一。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人们常常把世行十条标准拿来涵盖营商环境的全部。我个人认为它只是局部而已,世行的十条营商环境指标,用我个人理解,不过是一个企业生老病死的全过程。第一条企业开办,最后一条企业破产程序,不就是生老病死的全过程吗?我想借用我在学习《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经济法》时,恩师姚梅镇先生所言,如果要把这个环境说全了,他应当由五要素构成: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政治环境应当稳定而清明;经济环境应当活跃而有序;文化环境应当兼容而有特质;社会环境应当公平而正义;法治环境应当健全而进步。所以,促进中国商事国际仲裁进一步国际化就是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的题中之意。


第二个意义,推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协同创新,这是 提升中国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特别是在商事仲裁法体系 发言权的重要举措。


概言之,我们的话语权源自我们的相关的理论突破和丰富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应该及时总结、闻达天下,必须具备世界对我们的知晓度,世界对我们的喜爱度和世界对我们的参与度。刚才两位国际友人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本人投身中国商事仲裁近30载,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仲裁规则的周全还是仲裁程序的严密、无论是我们开庭方式的规范还是质证的严谨、无论是裁决的综合考量还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强调友好型仲裁的重要性,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发展和重要实践都需要全面总结,精准提炼,把我们中国的做法说给世界听。


由此我提出,有两个点可以发力:第一,ICSID 终于有中国仲裁员了。ICSID 这一仲裁的内涵外延,与我们所指的商事仲裁有相当的区别,但十分重要。在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前三名大国之时,我们对这一仲裁的规则的改革应认真提出中国的方案。第二,刚才联合国贸促会秘书长从遥远的维也纳致辞,谈及联合国贸法会与商事仲裁联系最紧密的是,它于1985 年制定了《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这部法在 2006 年经过修改。我提出的建议是,这一部示范法应当对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仲裁法》修改以极为直接的参照。对国际规则修改好,对中国仲裁法也修改好,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更加清晰。


第三个意义,提高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普及,应当沿着国家重大战略和倡议同向同行。


从2012年至今的7年,中国重大国家战略和倡议有六个,分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其中“一带 一路”建设倡议就需要我们的仲裁界努力贡献。我到过“一带一 路”中国企业奋斗的地方,比如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伊朗,每到一处我基本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到此地所签的合约有仲裁条款吗?有些没有,有些有。我再追问一个问题:“用上在中国仲裁的选择吗?”回答是不多。这促使我今天利用这一崇高讲台呼吁大家,在“一带一路”向前推进的当下,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要一同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创业的法律法律保障之一,这已经十分紧迫,十分关键。因为,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已超过1200亿美元,建设经贸开发区83个,每年双边贸易额都超过1万亿美元,是中国每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4之强。中国既然有这么多国际业务,那么,中国国际仲裁就不是在中国境内的国际仲裁,而应当是遍布全球业务的国际仲裁,应当成为在世界各地投资创业的中国企业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法律手段和仲裁首选地。


现在中国各地的仲裁员名册中有许多海外仲裁员。这表明我们的仲裁是尊重国际实践的。让各国有才之士近悦远来。如果有朝一日,在海外众多的仲裁机构名册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仲裁员名列其中,那更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的。让我们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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