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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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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保险合同案件中涉及“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阐述了“格式仲裁条款”的实践价值,对该现象的发生进行了解释。之后,本文对近八年来的该类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效力争议主要是围绕着“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仲裁条款”、“保险消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不利于原则的适用”三点展开。据此,本文就前述三个争议焦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法律分析。最后,本文还就“保险公司如何在保险合同中设置格式仲裁条款方能避免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议。

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

                                        

仲裁的基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合意是提请仲裁的必要前提。仲裁条款作为体现仲裁合意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效力直接决定了仲裁管辖的合法性。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在越来越多的保险合同约定以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下,如何判定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的效力是亟待解决的实践命题。

一、判例数据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集到的2009年至今的四十二个关于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效力争议案件[1]的统计和分析,法院对于该类案件的裁判态度和裁判理由大致如下。 

1.     案件数量


 2.     无效理由

 


注:上述《关于在保险条款中设立仲裁条款的通知》已于2012年被废止,参见“保监发〔2012107号《保监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3.     有效理由

 

二、格式仲裁条款的实践价值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涉及格式仲裁条款效力争议的保险案件似有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仲裁在商事案件争议解决上具有以下的独特优势。

4.     便于管理

与诉讼地域管辖的法定性不同,仲裁中的仲裁地、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都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约定进行选择。选择仲裁对于潜在纠纷数量相对较大的保险公司来说,能方便其对于案件进行统一管理和集中解决,从而达到节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效果。尤其是在2015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可能因被保险人住所地的不同而遍布全国,[2]这大大增加了保险公司在相关案件中的诉讼成本。将争议解决方式确定为某一仲裁机构(通常是保险公司所在地的仲裁机构),保险公司就可将案件集中于一地处理。

5.     利于保密

仲裁具有秘密性的特征,与诉讼不同,其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且裁决文书亦不对外公示,因此出于保护商业机密和免于不必要的社会舆论影响之考量,许多商事主体更加青睐仲裁。这一点对于保险案件也极为重要,因为保险公司所出具的保险格式合同通常都会被反复使用,受众较广,故由同一保险格式合同引发的类似争议也会相对较多,而仲裁的非公开性能够最大程度限制单个保险案件所产生的负面连锁效应。

6.     提高效率

仲裁制度脱胎于中世纪商人的自我纠纷解决模式,是对当时繁琐僵化的诉讼程序的抵制和修正,因此效率性始终是仲裁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仲裁采取一裁终局的模式,且程序上也相对更为宽松,更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因此对于追求商业效率的各类商主体而言,会更倾向于以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选择仲裁旨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高的效率公平合理地解决保险和再保险争议,[3]这能够有效帮助保险公司在最大限度保障个案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三、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法律分析

目前对于保险合同中格式仲裁条款的效力争议主要集中在:1)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仲裁条款;2)保险消费合同中的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以及3)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下文将对该三者进行逐一分析。

1.     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显示,保险合同中仲裁格式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最常见的理由便是保险人缺乏证据证明其已经对该仲裁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然而适用这一理由的前提必须是仲裁条款可以构成《保险法》第十七条[4]所述之免责条款的范围。

所谓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说认为一切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合同条款都属于责任免除条款,而狭义说则认为只有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除外责任条款才构成免责条款。[5]若采纳狭义说,则仲裁条款显然不能落入免责条款的范围,但狭义说在我国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短暂适用,[6]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生效,其统一排除了狭义说在我国的适用。而若依据广义说,则尚需视免责条款的衡量标准予以判定。《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明确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管仲裁条款不属于该条所列举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的条款,但该条规定使用了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这一概括性规定,存在被扩张解释的空间。

实践中的确存在因约定仲裁地点远离被保险人住所地而增加被保险人争议解决成本、减轻保险人成本的情况,但减轻保险人争议解决成本并不等同于减轻其责任。根据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的适用指导意见,所谓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中的责任主要是指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7]仲裁条款作为争议解决条款,并不会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责任承担产生影响,不会阻断被保险人的救济途径或改变法律后果,也不会对保险当事人之间实质性法律责任分配产生影响,因此仲裁条款不应被理解为免责条款进而适用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另外,还有法院在免责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仲裁格式条款认定为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免除己方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这又牵涉到《合同法》第四十条[8]和《保险法》第十九条[9]的理解和适用。选择仲裁虽然排除了诉讼,但仲裁作为合法的替代性民事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通过仲裁途径仍然可以得到与诉讼相同的权利救济。因此,约定仲裁导致排除诉讼本身并不构成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也不违背平等公平原则,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格式仲裁条款能够体现双方当事人合意,不应直接以格式合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为由认定仲裁条款无效。

2.     保险消费合同的特殊性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理解和适用

因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缔约地位的不对等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作出了较之《合同法》更为具体的规定,即经营者应对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且若经营者所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的,其内容无效。[10]同时,与《合同法》免除己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标准不尽相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格式条款的无效标准具有“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这一概括性的描述。

如上文所述,仲裁条款本身作为合同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不会对当事人实体责任产生影响。同时,仲裁作为与诉讼并行的替代性民事争议解决方式,也不存在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削弱或是造成当事人救济路径阻滞,因此仲裁条款本不应属于无效的格式免责条款的范畴。

然而,最新颁布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解决管辖约定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经营者以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的,必须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否则该管辖协议无效。[11]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旨趣进行了延伸和强化,对于可能增加作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权利救济成本的管辖协议,尽管不宜被直接定性为免责条款,但事实上可能产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力图避免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为此,《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进行提示方能使管辖协议有效并非毫无依据。

这就意味着保险公司若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尽合理提示的义务,则保险消费合同中的格式仲裁条款即使并非免责条款,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将不产生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合理提示义务应局限于消费合同,而不能任意扩大。因为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亦或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都是针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定,都是出于促进公平和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是对消费者和经营者间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等现实状况的修正,不应将其随意扩大适用于非消费合同之中,否则将不利于仲裁的发展。

2)保险消费合同的界定

所谓消费合同应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与经营者订立的合同,[12]也只有符合此种特性的保险消费合同方能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事实上,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因保险合同所产生的纠纷均属于《保险法》的调整范围,而《保险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两部独立的实体法,不存在上下位法的划分,也不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包含关系,因此根据相关案例显示,[13]法院普遍否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保险合同纠纷领域的适用,保险人的法律责任均应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对于保险合同和消费合同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民诉法司法解释》作为普遍适用于所有民商事案件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其第三十一条适用于包括保险合同在内的所有消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定义保险消费合同对于保险合同中管辖协议效力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律中对于“保险消费合同”或是“保险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保险消费者”概念仅散见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的文件中,且缺乏具体的定义。[14]然而随着泛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凸显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增强,保险消费者作为其种概念也逐渐受到立法者的重视,2015年保监会起草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草案送审稿)》中就提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包括“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等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5],这反映了“保险消费者”概念法定化的趋势。

“保险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下位概念,既需符合消费者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般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这里强调了消费者两方面的特征——非盈利目的性和自然人属性,[16]而这两个特征同样适用于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判断。对于自然人属性的特征应不存在疑义,即只有个人才能成为保险消费者,单位购买保险不属于保险消费合同,这是因为消费者保护源于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地位差异,而当单位作为购买者时,这种差异已然被弥合或不明显,故无需特殊保护。而关于非盈利目的性标准,因保险合同属于保障性合同,故应视保险合同的终端目的,即保险标的物是否用于盈利来进行判断。针对财产保险而言,只要自然人购买的保险所针对之保险标的物是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用于转卖、生产经营或商事交易等盈利性目的的,该财产保险合同即为保险消费合同。而针对人身保险而言,因其保险标的物为人的身体和寿命,故一般人身保险合同均为保险消费合同。但是,新兴的理财型人身保险合同是否属于保险消费合同仍然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投保人购买兼具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并非为了盈利,因此没有背离生活消费的本质。但笔者认为,理财型人身保险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个人投资行为,虽不属于典型的商品交易行为,但也已经超出了为获得人身保障的生活消费需要之目的范畴,是为了获取相应收益,具有盈利性。[17]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在理财型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和专业知识不对称情况会更加严重,需要额外保护,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财投资型的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参照证券法通过向保险人施加信息披露义务予以修正,[18]此种保护方式相较于类比消费者保护的内容会更加合理,也更加有效。

综上,只有出于保障生活需要的保险合同才能纳入消费合同的范畴,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管辖协议的特殊规定。而针对出于生产经营、商事交易或是理财投资等盈利性目的而投保的非保险消费合同中的格式仲裁条款,则不应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3.     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19]和《合同法》第四十一条[20]的规定,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必须是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合理解释。根据现有案例,仲裁格式条款效力认定中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存在两种情形:其一,仲裁条款对于仲裁地点或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21]但法院并未依据《仲裁法》[22]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3]的相关规定直接判定仲裁条款无效,而是运用了不利解释原则。笔者认为,当通过仲裁法或其司法解释可直接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时,法院援引不利解释原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当的。其二,保险单中存在仲裁条款而投保单没有,法院认为保险单和投保单共同构成保险合同,因此该保险合同对于仲裁条款存在不同解释,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24]针对该情形,《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也已规定在投保单和保险单不一致时以投保单为准,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该不一致情形已经对投保人进行了说明并且投保人也已同意,则应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内容为准,[25]故此种情况通常对格式仲裁条款效力的判断也不宜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四、格式仲裁条款运用的启示和建议

根据上述案例统计和分析结果,保险公司若要有效规避保险合同中的格式仲裁条款被认定无效的可能,确保以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应在保险条款设置、投保和承保过程中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及时提出管辖异议等方面做好准备。

1.       合理设置条款和提示

第一,建议将仲裁条款置于保单正面或保单明细表的特别约定之中,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列为手书条款。在此情况下,法院通常不再把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作为格式条款来处理,并进而认定该仲裁条款已经双方合意确认,具有完全的效力。若要将仲裁条款列入格式合同,则至少应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26]从而证明提示义务的履行。

第二,建议在投保单中写明仲裁条款,因为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投保单与保险单不一致时将以投保单的内容为主,故在投保单中约定仲裁条款能最大程度避免对其效力产生争议。

第三,应避免仲裁条款本身存在效力瑕疵,避免使用“或诉讼或仲裁”的争议解决条款,避免仅选择某地区的仲裁机构而非写明某一仲裁机构正式名称的仲裁条款等。通常仲裁机构都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其推荐的仲裁条款的表述,建议使用仲裁机构推荐的仲裁条款表述。

第四,在保险合同的条款设置上,为了避免以保险公司未尽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为由主张仲裁条款无效,保险人还可考虑设置接受保单条款的异议期,从而进一步保障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在既有案例中,法院就曾以投保人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为由,认定双方已经达成仲裁合意。[27]国外也曾有类似的案例,法院的理由是消费者在明知合同内含有对其自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条款的前提下,仍然怠于阅读合同并未在经营者给予的异议期内提出变更或拒绝要求的,不得以未经提示说明作为抗辩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的理由。在经营者已经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选择和异议权利的情况下,如仅因消费者未注意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使得仲裁条款一律无效,则会导致滥诉情形的发生。[28]

2.       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虽然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险人仅需要提示消费者注意格式仲裁条款。但为了最大程度规避后续可能产生的仲裁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及其效力争议,建议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29],将仲裁条款一并列入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相关文书内容中,并要求投保人签字、盖章予以确认。此种书面确认凭证是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关键证据。

3.       及时提出管辖异议

若被保险人不顾仲裁条款而直接在法院起诉的,保险公司还应该依据《仲裁法》[30]和《民诉法司法解释》[31]的相关规定及时提出管辖异议。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应在法院首次开庭之前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受理案件提出异议,请求驳回起诉,否则将会被视为放弃仲裁合意。司法实践中不乏案例因未及时提出管辖异议致使仲裁条款失效,而由法院继续审理。

 

作者:邦信阳中建中汇 争议解决中心 (杜爱武团队) / 杜爱武,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1]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因搜索方式和数据库样本容量之限制,本数据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完整性。该42个案例仅包括仲裁协议效力因格式条款之形式而产生争议的案件,不包括涉及仲裁条款本身存在无效事由、仲裁条款在机动车商业险和交强险中的适用、仲裁协议对非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效力、程序或主体错误等非因格式条款而导致的仲裁协议效力争议的案件。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被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参见李健男,《论瑞典的新仲裁机制——兼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法学评论》2002年第04期,第125页。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5]参见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转引自:何丽新、谢潇,《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扩张解释之检讨——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保险研究》2014年第01期,第84页。

[6] 200805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章第八条,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率、免赔额、等待期、保证条款以及约定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部分免除赔付责任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

[7]例如2011010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一章第一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除外责任及其它有关免赔率、免赔额等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20110801日《重庆市法院保险纠纷案件审判实务研讨会会议纪》第一章第(二)条,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人不负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保险合同中的免赔率条款,保险人也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否则对被保险人无约束力。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13]例如2009)二中民终字第07254号民事判决书、(2010)丰民初字第09582号民事判决书、(2010)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

[14]例如保监发(20129号《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489号《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15] 2015101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关于《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第四十三条为将第一百三十三条改为第一百四十七条,修改为: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等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6]参见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02期,第4-5页。

[17]参见林晓君、孔燕萍,《保险合同欺诈撤销事由的认定及救济》,载于上海市保险法学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大学保险法研究所主编,《保险典型案例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185页。

[18]例如 2009925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号《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办法》、保监发(2009104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寿险(20091161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办法>有关条文解释的通知》。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2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21]参见2009)高商初字第3268号民事判决书。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构,但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

第五条,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第六条,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

[24]参见2016)赣71民终3号民事判决书。

[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一)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27]参见2015)阳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

[28]参见 Hill v. Gateway 2000, Inc., 105 F.3d 1147 (7th Cir. 1997).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3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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